话又扯远了，回到正题。
此外，在物理意义上，比特币与一般电子货币也不同，其向周围扩散的过程不是无序的，而是有序的。（一） 2008年年末，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，形成全球性恐慌，很多国家做出了过激反应。
而比特币与生俱有的就是其独立性，与任何政府发行的法币或中心服务商没有任何依存关系。只是在这个法币的集合中，美元是中心法币，扮演了法币的法币的角色。但是，我对于比特币的理解和肯定主要基于书本和文字，并不是比特币的实践者，也不拥有比特币，更没有用比特币生活过。该书序言的开头是亚当 ?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面的一段话：我相信，世界各国的君主，都是贪婪不公的。比特币正在创建一个以比特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现实世界。
在一些国家和地区，人们进行了诸如地区货币、社区货币的实验，却难以成势。中国成为比特币最大市场。一线城市需求庞大，特别是北京的五年限购是史上最严厉的住房限制性政策，市场预期短期内很难完全取消。
2015年12月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房地产库存作为2016年的五大工作任务之一。三是限购政策阻碍合理需求释放。信贷方面可以推进一系列手段，比如根据不同市场环境制定住房贷款首付和利率标准，库存压力大的市场首付可以继续下调，银行根据资产及信用状态提高贷款金额。这就需要一个信息的平台，打破新房市场传统的三个壁垒
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，我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强能力，如技术能力、施工能力，同时带动工程机械、交通运输设备、发电设备等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和服务，有利于出口结构升级。中国是资源、能源短缺的国家，60％左右的石油靠进口，以后这一比例可能还会更高。
一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富裕，变得发达，关键就是其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。原来中国比较落后，光看到别人往我们这儿转低端产业，我们却没有转出去。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，加速竞争力升级，用10年时间，在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备国际竞争力，推动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。除了传统产业升级以外，还有很多新的重大机遇。
一些原来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，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，现在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。过去30多年里，中国的对外开放，除了引进外资、扩大出口等实际层面的意义外，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内改革。很多国家的发展都伴随着结构调整，让不再适应本土的产业转移出去。中国新闻周刊：未来5?10年，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的中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？ 隆国强：我认为，5年内，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。
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，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到金融危机前，每年都实现20％－30％的出口增长，非常强劲，对产业发展、解决就业都起到很大作用。近两年，中国出口是负增长，但从短期GDP核算角度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还是正效应。
但是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自己探索，可能会因为不熟悉当地情况，面临政府腐败、低效率、犯罪率高等风险。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孕育一些新的产业，比如IT产业，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产业，从硬件、软件到各种应用，中国的阿里巴巴、腾讯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个过程会是多长时间？ 隆国强：一旦开始产业转移的步伐后，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，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个动态过程。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，多是原有大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的规则，更多体现他们的利益。可是出口有个乘数效应，比如出口增长20％，将带动很多制造业的投资，出口前景很好，设备投资就会增加，可如果出口负增长10％，还有人敢去投资吗？所以还要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。而今天开始对外产业转移，是发展的结果。比如韩国，它的产业转移至今没有结束，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走了，但其他产业也还在继续转，随着本土产业不断升级，低端产业继续往海外转移。比如特斯拉是靠新能源汽车挤进来了，也许10年后将是汽车市场上很重要的一家。
本文首发刊载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第729期 进入 隆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开放 改革 。比如韩国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也生产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，是运动鞋生产大国。
从长远看，形成新的区域合作生产网络，一些设备制造、开拓市场，这些都是资本、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。在经济结构调整、经济增速换挡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并行的情况下，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？针对这一话题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近期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。
多年前，我们中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带来灭顶之灾，可现在放眼全球，正是中国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。升级就要创新，要技术，同时还要和发达国家开展竞争。
二是通过深化和其他国家合作，会为中国的优势产业找到新的市场。产业转移促结构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，是否成为解决中国国内经济不振的突破口？ 隆国强：一带一路是区域合作的倡议，是开放式的，通过60多个国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，有利于各国在合作中发展，是互利共赢的。因此，用10年时间，可能推动一些产业，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，这取决于改革创新步伐的速度有多快。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，可以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，比如汽车，如果继续做今天跑在马路上的传统汽车，中国的机会并不多，因为汽车产业已被美日德三国瓜分完毕。
因此，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把自己变成强者。出口萎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打击，外需不振对制造业来说就是很大挑战。
规则的演变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但韩国这几年发展挺好，即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也影响不大，主要在于韩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升级很成功，把低附加值产业转到中国，而中国又是其最大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，每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数百亿美元，所以这个转移是有好处的。
而一带一路这个区域合作倡议有利于增强中国资源、能源安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空间。关键在于产业转出去和自己在全球生产链升级的步伐要合拍。
我认为特别要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，这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。再比如谷歌、微软等企业，通过信息技术，可以造出无人驾驶、高度智能化的汽车，把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到一起，创新出很多新的东西，这就是互联网＋。但因为有了互联网，有了新能源，就有了新的机会。以前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国际竞争力，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，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，就必须转型升级。
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蓝图，除了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相结合，同样需要开放领域的示范和倒逼，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实验探路。因此，对中国来说，如何在新一轮国际规则演变过程中争取话语权，能制定更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，将是很大挑战。
未来还有很多国际谈判，比如中美投资协定等，这些都将进一步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。中国新闻周刊：这些企业跨境产业转移后，会不会在国内造成就业压力等问题？ 隆国强：转移不完全是坏事，没那么可怕。
二是倒逼效应，比如在各种国际谈判中的承诺，中国是个信守承诺的国家，对外承诺会倒逼着进行改革。10年前中国出口高铁都无法想象，但今天却有可能实现。